有一种心情叫释怀

释怀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放开心怀，而在人生的历程中，“释怀”却是一种心境。它揉杂了儒家“积极入世”和道家“无为”、“逍遥”的思想。渗透到人生的追求和情感中。

人活着总会有追求，而在追求的道路上又有成功和失败。如何应对成功和失败？应该挣脱自我的紧箍圈儿，更换另一种思维方式，轻松地释怀自我。

既然已取得了成功还会释怀什么呢？是不是成功后就无须释怀？其实成功只是人生的一种阶段，它并不意味着一直成功下去。成功中虽然包含着很多成功的因素，但也存在着不良因素。当一个人醉心于成功之时，那些不良的因素也在循序渐进地显露。它会千方百计地左右人的思想、行为。

我一直不明白，曾经进修过哲学，并一直在延用道学的李小龙为什么就如此固执。他一昧地求完美，总想跨入更高层次，却不懂得善待自己。虽然他调战成功一个又一个的极限，但他最终却没超越生命的极限，在压力的作用下猝死。他在武学中做得很好，创作地将哲学融入武学，可他却略了生命更需哲学。如果他将那强烈的求胜心暂且放置一边，给自己留些宽松的空间，调整好自己的身心，也不会如此早就玩一场死亡游戏。李小龙活得很光彩，但他却太苦，太累了。

失败又如何释怀？是要变得更消沉吗？而我却说，非也。失败也只是人生求中的一种阶段，它并不意味着结束。释怀就是要从失败中走出来，理一理自己走过的路，找到失败的因素，总结教训，瞅准时机，反败为胜。

一直从失败中走过的我，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折，找不到生活的方向。我曾碰到一位长者，我很沮丧地问他，我为什么总会失败，成功对于我来说为何如此遥远？他笑了笑说：“你是如何做得？”我很急切地说：“我很极积地求我的理想，可是到头来却无所事事，一无所获。为什么我的努力会白白地付注东流？”他仍然笑着说：“年青人，你太急功近利，你还年青，先刹一刹脚，还有更多的事你可以去做。”

我听了后很委屈，很不甘心地说：“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付出会有什么回报，我只想完成一个目标，并没有利益的动机。难道我做得一切都是徒劳地？”他没有回答我，我当然也不会听他的劝。仍然毫无头绪地追求我的理想。直到我萌生了死亡的念头。就在我想入非非的时候，我忽然醒悟了，我更换了另一种生活方式，不再委屈自己四处碰壁。但我从没放弃过自己的目标。小心地为自己探求道路。几经周折，我重新认识到了我的路。我相信不会再以失败而延续。

释怀情感是人生的升华。这种升华又意味着什么呢？那是一种境界。一种无我为主的境界。“无我”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。把自身的利益作第一位。当然“无我”也不是要抛弃自己，不为自己留地。而是要在善侍自己的同时，极积地为“主”服务。我说的“主”是精神。因为它是万物的向导，是生命中最浓缩的精华。人生的价值会因为精神的存在而光彩四射。不管时光如何流转，精神总会永无止境地流传。

古代的文人当在仕途，政治中受挫时，总会找个地方隐居起来，再发表几篇小诗，小文章就是释怀情感，达到了精神的超脱。可是他们真地可以放下功名利禄？不是也整天在嘴中叨唠着吗？那也只能算作使小性儿，穷作做罢了。就是大文豪苏东坡也没有超脱情感的束缚。虽然他开创了豪放词，但政治和人生的不幸遇，使他一直郁郁闷闷。只到临死前他用了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似不系之舟，问汝平生功绩，黄洲、惠洲、儋洲。”总结了自己的一生。他是旷世奇才，但少了点卓绩。

而司马迁却做得很好。他的巨着《史记》不仅是艺术、文学、历史的产物，也是政治的，哲学的，理性的。余秋雨老师把它称为“历史的母本”真地太恰当了。而司马迁在创作《史记》时却承受着何种屈辱？一代“文圣”却受到了太监的待遇。他对历史上的人物做了公正，综合的述评，而唯独对自己却不谈及。只是用一句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重于鸿毛。”表铭了自己的心志。或许是这种屈辱让他太刻铭心了，也让他看破了生死。他没有隐居，而是置身于屈辱外，超脱死亡，静下心来写《史记》。因为他的静心，他的专注，他的正憾，才使得《史记》如一盏永不熄灭的灼灯，千百年来，一直照亮着文人的路。司马迁的释怀让历史得到了一笔不可估价的精神财富。

繁乱复杂的红尘中，也许有人会在成功的大道上恣溢驰骋，也许有人会在失败的痛苦中奋力挣扎。或是在情感的作用下游忽不定。或是在人生的道路上、百迂折徊。何不释情自己？走一条更好走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