潘虹独语

4月21日 星期四

26年了，每到这一天，我总觉得冷。这来自心底来自骨髓的寒意，是26年前，我第一次迎面遇见死亡时，他留给我的。前天，是父亲的忌日。可真正让我感知到死亡的，是26年前的今天，在龙华火葬场的门口。爸爸死了。终于还是死了。这就是结果。我终于知道结果是什么了。前一天晚上，当我听到爸爸的死讯时，我心里就好像有一个结被解开了。我没有哭，平静得不像他的女儿，甚至不像一个孩子。作为一个二类“右派”的女儿，作为一个老是听大人们悄悄议论着哪一个相熟的叔叔、伯伯、阿姨又没了的10岁女孩，冥冥中早就在等待着一种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东西，早就知道自己的家总有破碎崩溃的那一天。尽管听过那么多的死亡，有过那么多的准备，但当死亡真正降临在自己的身边，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时候，总会留下特别深刻的记忆。那个夜晚，煤气炉的水壶上温着一碗蛋炒饭，那是留给迟迟未归的母亲的。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，妈妈却连人影也不见，也没有口信请人带回。我和外婆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问，会有什么事发生。可我们的心里都有预感，一定有什么事已经发生。11点多了，妈妈才回来。表情没有什么异样，只是一件本该是淡灰色的夹衣，肩头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。我端蛋炒饭给她吃，她动了动筷子，就打发我去睡。我刚一转身，她就对着外婆哭了。她说爸爸死了，是自杀。昨天，吃了过量的安眠药，死了。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，想看他最后一眼。她在雨里站了很久，可他们不让她进，他们要她和爸爸划清界限。她回头来对我说：“明天我也不能去，你给你爸爸送点东西去好吗？”“好的，妈，我去，你别哭了。”我回答得那么冷静，连今天的我回想起来都有些诧异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妈妈就叫醒了我。她打开爸爸的箱子，拿出套柞蚕丝的本白西服、一件白衬衣、一双镶拼皮鞋、一双袜子，打成一个包袱，让我带去。她往我兜里塞了30元钱，那是爸爸的一个同事打听了来告诉妈妈的，是用来收爸爸骨灰的钱。然后，她送我上了43路公交车，把我交给了售票员。龙华火葬场的门口，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，都和我一样，手里提着个包袱。没有一个大人，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承担结果的孩子们。看门的老头向我招招手，示意让我过去。我走到他跟前，他问我：“来看谁？”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，他接过去，看一眼通知单，又看一眼我，说“等一下”，就转身进去了。他进去了很久，寒气一点一点侵袭了我的全身。他终于出来了，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，他说爸爸的一只脚光着。我说带了。“胸前吐得一塌糊涂，吃药死的，是不是？”他又问。我点点头。他停了停，又对我说：“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，你爸爸的一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，挂在脸上呢。”那一瞬间，我忽然觉得，爸爸死了是一种解脱。虽然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，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，但我的心里对生和死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。与其那样活着，不如这样死了。那一刻，我懂事了。我把钱递给他。他拍拍我的头，说：“回去听话一点。”我点点头。我觉得，那种感觉，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，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。高高的烟囱雕着龙，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，真丑陋。浓浓的黑烟时不时地“轰”一下冒出来，在料峭的春寒里，逐渐飘散，变淡。我一边走，一边扭着头看它，心里就想着回去要听妈妈的话，别做任何让她失望的事。父亲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，超越了年龄，甚至超越了痛苦。但也就在那一刻，我彻底失去了我的童年。于是，一个10岁的小女孩，捧着她父亲的骨灰盒，一个人坐硬席火车，从上海到哈尔滨，整整三天两夜，为的是要替母亲送父亲回他的老家。4月的哈尔滨，松花江还没有完全解冻。第一次出门，我什么都不懂，连害怕也不太懂得。只知道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到底，一定要把妈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，一定要把爸爸送回老家。北方的4月，一切都是冰冷的。松花江是冰冷的，哈尔滨是冰冷的，父亲的骨灰是冰冷的，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的。我一直觉得人的一生其实就在考虑两大问题——爱与恨、生与死，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依附在这两大主题上的。尤其是生和死，它们的来与去，都由不得我们。我们只能主宰生和死之间的那短短的一段时光，活着，就活好它。可是，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，要死得有尊严，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

5月8日 星期日

妈妈，今天这篇日记是写给你的。今天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，在国外，是传统意义上的母亲节。赛陪我去给你挑的礼物是一个纯金的小挂件，一条金色的小狗。狗，是你的属相，今年是你的本命年。我希望在我远离你的日子里，你能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只是除了礼物，我还想给你写点什么。我总是忙，很少有大段的时间可以和你从容地聊聊。所以今天就写几句，也算是一种交流。不过写了，又不会给你看。只是让我心安罢了。记得当年我因演《人到中年》而荣获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时，有记者采访我，要我谈感想。我当时就说：“我认真地做一切，仅仅是为了我的母亲，只要她能为我的成功感到自豪，我的人生就足以自慰。”这不是冠冕堂皇的空话，这是我一生的心愿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妈妈很不容易。父亲被划成右派后，他几乎就不能再回我们这个家了。后来，他又过早地走了。是你顽强地独自撑起这个破碎的家，把我和妹妹养育成人。你也从没想过要向谁去诉苦。你无怨无悔，因为你的信条就是“为他人活着”。你们那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和陆文婷是很相似的，我一直对人说陆文婷身上有很多我母亲的影子，我演她其实是在演一个很熟悉的人，所以我演好了。事实如此。妈妈，我爱你，也深深地理解你，所以我特别不敢也不想让你失望。还记得那次，我不小心把一根手指卡进下水道别断的事吗？那年我7岁，读小学一年级。事情发生后，我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哭着去找妈妈，而是用衣服把手指一裹，就一个人跑去医院挂急诊。身上一分钱也没有，幸亏碰上了邻家大妈借了五毛钱给我。晚上，你回来看到的是我高举着的缠着纱布的手，和半条被鲜血染红的衣袖。我从不让你为我承担过程，只让你看到结果。可是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也就失去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母女之间的亲密。我一直是人小主意大。因为在家里我是大姐，就总爱把照顾妹妹当作自己的职责，从小就养成了凡事自己拿主意的习惯，对你的吩咐，有时就不那么恭顺。记得外婆临终的时候说，我这样的孩子是不能靠压服的方式管教的，她让你不要和我硬顶。外婆是最了解她的女儿和她的外孙女的，她知道我们俩个性都强，都是有自己想法的人，谁也不那么容易就听从了谁。妈妈，你是个典型的知识女性，有头脑，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，我也是。随着我长大成熟，我们之间相互的依赖少了，相互的碰撞多了。所以我们彼此更像是朋友，那种可以相互砥砺着往前走的朋友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总觉得，我要做的，不是让你在每一件事上对我感到满意，而是每天都能给你一份喜悦、一份信心，让你能为我走过的每一步骄傲。其实，你是个很宽容的人。你从没要求过我一定要怎么样。我长这么大，你从没有打过我，一次也没有。你对我不是没有期望，但你不刻意。因为不刻意要我成功，所以当我真的成功了，你也就不那么在意。《股疯》在圈内圈外反响都很大，可你看了我演的范莉对我说：“你不要在外面奇头怪脑的，你以为这样很神气呀？”你三天没理我。你不喜欢我这个样子，我知道，可这是我必须要做的转变。至少在当时看来，面对那样的电影现状、那样的观众欣赏口味，那是我唯一可能向前走一步，突破僵局，做出一点成绩的选择。我又何尝不是背水一战，破釜沉舟。可我不同你争，是不想说，也是不愿强化这种不被欣赏的感觉。那天和赛说到了这事，情绪激动起来，心情却在刹那间黯淡下去。我猛然醒悟，我淡化这件事，是想不在乎你的想法，可其实我在乎，非常在乎。毕竟，我做的所有的一切，都蕴含着对你深深的爱。赛安慰我，说妈妈其实什么都知道。他说每次我去领奖，只要有电视转播，你必守在电视机前收看。虽然你没有什么欣喜的表情，但你不止一次地对他说：“容儿真的很不容易，她为她得到的付出了太多。”我的朋友们总是说你好。每回都是这样，本来是来看我的朋友，只要被你接待过一回，再来都变成来看你的了。连赛都会在长途电话里跟你讲好久——国际长途！他们喜欢你，因为你和善、开明、通情达理。你总是为他人着想，甚至在父亲这件事上，对当年伤害过他的人，你也总说人家有人家的难处，那种形势下也是不得已。你乐天，不记仇，所以赛说你是个“快乐的小顽童”“一个可以去拥抱的老太太”。可赛不是你的儿子，他没有这份必须对你有所交代的压力，他无法和我有同样的心情。我是你的长女，我总渴望自己做到的能比你所期待的更多、更好。妈妈，为了能让你以我为荣、为我自豪，也为了我自己那颗骄傲的心，这一场人生的战役，我打得好苦。赛进来问我有没有给你过生日的打算？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，当然过，还要过得特别。赛说，这样的话，那天他打算把他的母亲也从香港接来。这个主意不错，他母亲80多岁了，也是个非常好的人，我相信妈妈和她会相互喜欢的。（王 维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《潘虹独语》一书）